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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夺门之变验证了南宋北伐迎回二帝之后对宋高宗皇位的威胁

时间:2018-09-26  来源:本站  作者:

  中记载说:“十六日,皇上在雷家站高岗地上众坐,达子围着。是臣远观,认的是我英宗皇帝。臣叩头哭,上问:‘你是甚么人?’臣说是校尉。……又问:‘你会写字不会?’臣说会写。就令在左右随侍答应。”英宗

  十七日,皇太后孙氏、皇后钱氏用八匹马驮着大批珍宝,派使者送往也先营里,企图赎回朱祁镇。不过,显然也先的目的不止是金银财宝。从十七日开始,也先就带着朱祁镇到宣府、大同等城下,以朱祁镇为要挟,要求打开城门。各镇守军或者不敢轻信,或者害怕城池失陷,顶着抗旨的危险,只是提供了一些银子,坚决不向裹挟着英宗皇帝而来的瓦剌军队妥协。

  八月十七日,前方兵败的消息在京城蔓延开来。面对危急的形势,留守北京的皇室及大臣们立即做出几项重要的反应。

  一、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,皇太后八月十八日命正统皇帝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;九月初六,朱祁钰正式即皇帝位,改次年为景泰元年;同时,遥奉朱祁镇为太上皇,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。

  二、追究土木堡之变的责任,诛灭王振全家及其党羽。在八月二十三日的午门之前,愤怒的官员们在给事中王竑的带头之下,将王振的党羽同时也是当初杀害刘球的锦衣卫指挥马顺活活打死。有官员脱靴击打马顺,将马顺的眼珠都打了出来,一时“血流门阈”。

  三、议定京城战守事宜。由于明军新败,人心惶惶,有些官员因为害怕京城不保,开始将自己的家眷送往南方。

  翰林院侍讲徐有贞就是典型的逃跑主义者。他说,京城守军不到十万人,根本无法抗挡瓦剌军队的进攻,建议迁都南京。但是,兵部侍郎于谦坚决主张留守北京。于谦认为一旦南迁,极有可能落得当初南宋那样的下场,只能划江而治。他说:“言南迁者可斩也。京师天下根本,一动则大事去矣,独不见宋南渡事乎!”于谦主战的想法,得到了监国朱祁钰的首肯。

  于谦(1398年—1457 年),字廷益,浙江钱塘(今杭州)人,永乐十九年(1421年)进士。于谦的相貌谈吐都很儒雅,所谓“风骨秀峻,音吐鸿畅”。不久,于谦任监察御史。监察御史官仅七品,但作为“言官”却有相当程度的建言权。

  宣德元年(1426年)八月,于谦随朱瞻基征讨反叛的汉王朱高煦,受命数落朱高煦的罪状时,“其言皆正大剀切”,深为朱瞻基所欣赏。宣德五年(1430 年),朱瞻基特别选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,巡治河南、山西两省。由正七品的御史到正二品的兵部侍郎,于谦在当时是破格提拔的典型。正统十三年(1448年),于谦回朝,任兵部左侍郎,时年五十岁。

  明史学家吴智和先生评论道:“回顾谦自中进士留居翰林数年,随侍瞻基左右,学艺精进,及出为监察御史、巡抚,兴革地方诸弊,要在必行。以如是干练外官,又清廉不媚权贵,上追历代名臣贤相。即无‘土木之变’,亦将与世不朽!”

  土木堡之变后,监国朱祁钰先让于谦代理兵部尚书。八月二十一日,于谦正式担任兵部尚书,主持北京防务。土木之变,将于谦推到了历史的前台。于谦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。

  他加强宣府、大同、紫荆关、居庸关等边塞军事要地的防守,修缮关隘,严令守将不得出城。也先挟英宗到大同。大同守将郭登拒绝开城,声称:“奉命守城,不知其他。”如此一来,也先以手中的俘虏英宗皇帝四处讹诈之策,便不再奏效了。

  为弥补京城兵力不足,于谦建议将南北两京和河南备操的军士、运河沿岸运粮的漕军、山东等地沿海备倭的军士,都调来守卫师,同时还派出官员到北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等省招募民兵。

  于谦还起用之前兵败下狱的将领石亨,让他总领京城兵马。到九月底,北京已经集中二十余万守城部队,且军纪严明,整个北京一带的防务得到了整顿和 加强。

  十月,瓦剌军队分三路大举向明朝进攻,一路由也先率领主力部队攻打紫荆关,一路进攻宣府镇,一路由古北口进犯密云。十月初九,瓦剌军队攻破紫荆关。居庸、紫荆、倒马,为京师防卫的“内三关”。由居庸关入,则势必先经地形复杂、易守难攻的宣府镇。紫荆关在保定府易州西八十里,为京师西南屏障,“宽敞多歧路,守者素不为备”,土木之变后由孙祥、韩青驻守。也先选择从残破的大同直趋紫荆关,是有战略眼光的。两天后,瓦剌军队逼近京师。

  大敌当前,于谦采取了积极的防御策略。他命令诸将分领二十二万士兵,列阵京师九门外:石亨在德胜门,陶瑾在安定门,刘安在东直门,朱瑛在朝阳门,刘聚在西直门,顾兴祖在阜成门,李瑞在正阳门,刘德新在崇文门,汤节在宣武门。

  当瓦剌兵临城下时,于谦更是不顾自己的安危,亲自率军布阵于德胜门外,准备对抗瓦剌的主力。他颁发严格的临阵军令:“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,斩其将;军不顾将先退者,后队斩前队。”

  北京保卫战从十月十三日打响,持续五天。十七日,没有讨到便宜的瓦剌军队自动解围,挟带着正统皇帝自紫荆关撤退,途中一路劫掠。出紫荆关后,也先见朱祁镇,宰马,割下马肉,烤了给朱祁镇,并说:“勿忧,终当送还。”

  此时,明朝已改立了新的皇帝,也先手中的太上皇朱祁镇,已成了一张没有用处的牌!也先后来对明朝使臣李实说:“太上皇帝留在这里,又做不得我皇帝,是一个闲人!”

  北京保卫战保证了明朝统一国家的延续。如果真的把北京放弃了,到南边去了,北方就彻底乱了。如果北方的蒙古人进来了,再想北伐,谈何容易?所以保卫北京,实际上是防止国家分裂的关键一步。

  也先既然觉得扣在手中的太上皇成了无用之物,按理说,明朝朝廷应当积极争取让太上皇朱祁镇早日返回北京。然而,皇权是自私的,皇位是诱惑人的。天无二日,国无二君。“太上皇”朱祁镇如果回到北京,景泰帝朱祁钰的合法性便会成为问题。他到时该怎么办呢?是让朱祁镇重新做皇帝?还是自己继续当自己的皇帝?

  历史有过类似的经验。南宋的高宗赵构,在临安(今浙江杭州)立都之后,全然没有北伐之念。因为,一旦北伐成功,徽宗、钦宗二帝回来之后,作为徽宗第九子的赵构,就没有再做皇帝的合法性了。

  像南宋高宗一样,景泰帝朱祁钰也不希望哥哥朱祁镇回到北京。朱祁钰决心要保持他的权力。他的生母和妻子成了皇太后和皇后,而正统皇帝的生母与妻子则搬迁到了其他的宫殿中居住。

  朱祁钰在迎回太上皇问题上的消极态度,使朱祁镇在蒙古草原居住了将近一年。也先每二日向朱祁镇进一头羊,七日进一头牛,逢五、逢七、逢十设宴,且逐日进牛奶、马奶;英宗在营中,或坐暖车,或乘马。朱祁镇在大漠的生活似乎其乐融融。

  然而,朱祁镇无法适应在草原上生活的日子:饮食中没有米饭,也没有蔬菜,因为那里根本就不生产这些。这是让昔日养尊处优的皇帝受不了的。之前八月瓦剌军骚扰大同时,朱祁镇还曾经向大同守将索要西瓜和雪梨。此外,朱祁镇在蒙古,衣着上也很不方便。他见到明朝派过去的使臣,没说几句话就问道:“你每与我将得衣帽来否?”

  后来内阁大学士彭华在一篇名为《高千户寿藏碑铭》的文章中谈到,一个名叫高君旺的千户曾在这一阶段随侍正统皇帝。景泰元年(1450 年)正月初三,“宿黄河套赤山傍,君躬往采薪,今都督袁公彬亲提汲”。从这段话可知,当时正统皇帝身边的人都得亲自干活,打柴提水。所以,正统皇帝在北边的生活,饮食与衣着极为不便,而绝非怡乐自在。

  景泰元年六月,朝廷派往蒙古的礼部侍郎李实发现,朝廷的信中竟然只字未提那位倒霉的正统皇帝。

  朱祁镇也算知趣,黯然说:“你每回去上复当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群臣,差来迎我,愿看守祖宗陵寝,或做百姓也好。”

  或许是李实带回了太上皇的口头保证,或许是兵部尚书于谦所说的那句话让朱祁钰吃了定心丸。在议论迎回太上皇之事时,于谦劝慰现任皇帝说:“大位已定,孰敢有议。”于是,明朝使臣杨善在八月将朱祁镇接了回来。

  朱祁钰用了最为简陋的仪簿来迎接自己的兄长:“居庸关里接,用轿一乘,马二匹。”八月十五日,又一个团圆的节日,朱祁镇在被俘整整一年后,从安定门进入北京城。

  不过,此后的朱祁镇不过是从一种囚徒的生活过渡到另一种囚徒的生活。他被自己的弟弟变相囚禁在南宫。两年后,朱祁钰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。廷议时,敢于反对改立太子而不署名的,只有刑科给事中林聪等三个品秩较低的官员。显然,如果没有年的一场变故,朱祁镇将注定在南宫终老一生。

  石亨(?-1460年),早年抗击瓦剌,颇有战功。后于景泰八年(1457年)发动夺门之变,拥立朱祁镇复辟,得以权倾朝野。天顺四年(1460年),石亨大肆培植党羽,干预朝政。朱祁镇不能忍受,罢其职,得罪瘐死狱中,尽诛其党羽。

  1457年,按照正常的纪年,应该是景泰八年。正月,景泰皇帝朱祁钰病重。此时朱祁钰的儿子已死。人们在为皇位的继承默默盘算。不少大臣建议,应该恢复朱见深的太子之位。

  武清侯石亨却认为:“请复立东宫,不如请太上皇复位,可得功赏。”他纠合一批政治投机分子,如太监曹吉祥、都督张軏、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,决定政变。

  正月十六日夜,张軏率兵进入皇城,打开南宫,迎朱祁镇入奉天殿。十七日黎明,朝房中等候的大臣们得到了“上皇帝复位”的消息。英宗复辟后,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,废景帝为郕王。景帝不久逝去,葬于北京西山的景帝洼。这起事件,史称“南宫复辟”,又称“夺门之变”。

  夺门之变后,石亨等要杀于谦,英宗朱祁镇不忍。徐有贞就说:“若不置谦等于死,则今日之事为无名。”据说,于谦死时,北京城阴霾四塞。皇太后后来在宫中闻此事,很是震惊,说:“于谦于国甚有功,何忍至此?”一位曾经对国家社稷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,就这样死于阴谋家和投机分子之手。

  到成化初年,于谦之冤才被洗刷。成化皇帝称赞于谦说:“当国家之多难,保社稷以无虞,惟公道之独恃,为权奸所并嫉。”明朝时人们在北京、杭州等地为于谦立祠,以示悼念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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